在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学习的五年里,路生梅曾无数次憧憬:身穿从小就艳羡的白大褂,在诊室里为病人“望触叩听”。
然而大学毕业时,面对“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的号召,她毅然决然地向学校递上一份“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申请书。
1968年,路生梅踏上西行的列车,当时的她并未想到:自己将在此行的目的地坚守五十多年。
抉择——从北京姑娘到佳县医生
1968年12月5日,带着家人给她准备的棉裤、棉袄、棉手套、棉鞋和装满书籍的大箱子,瘦小的路生梅告别了故乡北京,独自一人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到铜川后她改乘敞篷大卡车。
当卡车逐渐驶向陕北榆林,深冬萧瑟的苍茫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路生梅心中憧憬的浪漫情怀和沿途美景带来的愉悦兴奋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心中油然而生的苍凉感。
3天后路生梅来到佳县。当时的佳县总人口18万,只有一个县级医院,22个乡村卫生所。2008年出版的《佳县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75年以前,葭州(佳县古名)只有三条街,东面阳街,长百余米;西面背街,长180米;筑观音楼至县衙门路面,长400米。其中第三条全部用长方形石块铺砌。
一个县城三条说不上街的街,这个县城的医院呢?穿过狭窄的石头路,再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行走,佳县人民医院映入路生梅的眼帘。
今年87岁的佳县人民医院原院长楚留安至今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记忆深刻:“上世纪60年代末,县人民医院完全没有医疗条件可言,全医院只有4个医生,2个护士,医院就诊的地方是两排老式窑洞,通往医院的道路两旁除了散落的零星坟头外一片荒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带着对现实满腹的疑惑和对未来的茫然,路生梅开始了新的生活。
适应——衣食住行样样是难题
初来乍到的路生梅,被安排到一孔泥皮有点脱落的破旧窑洞里。她没有住过窑洞,冬天里,生火成了她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她不愿意长期麻烦老乡帮忙,自己生火时又弄得满屋子的烟尘。折腾几回后,她干脆不再生火,每晚就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睡觉。
生活用水也是她遇到的一个难题。路生梅至今还记得那只从山下黄河驮水的瘦小毛驴。“那毛驴可瘦、可瘦了,当时山上山下路远,而且不好走,毛驴一天只能驮两次水,大家都省着用。”路生梅说。
山下的黄河水,浑浊不堪,而且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瓢,每个科室额外提供一暖壶水。为了省着用水,路生梅改变了自己的洗漱习惯,用早上洗过脸的水晚上再洗脚,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左右。
最让她难受的是饮食问题,医院不允许开小灶,大灶又长期用羊油炒菜。也许是因为住冷炕的缘故,或是饮食习惯的缘由,似乎羊油入肚后总不能消化,吃一顿要吐几次,路生梅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脆弱,又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城里来的姑娘娇生惯养、小姐脾气,就一直咬着牙关强忍着不说,在深夜里偷偷抹眼泪,加上离家的思乡之苦,一个月下来身体消瘦了十几斤。
坚守——面对困难从未退缩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艰苦的工作环境也考验着路生梅。
1969年冬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路生梅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塑料底棉鞋前往崔家畔出诊。因为路上的积雪,她走了不到十里路,就跌跌撞撞摔了四五十跤。叫路生梅出诊的老乡实在不忍心了,对她说:“路医生,别走了,我把孩子抱来吧。”
老乡是好心,可路生梅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孩子那么小,又有病,怎么能经得起严寒?为了早一点赶到病人家里,路生梅干脆坐到地上往下滑行,结果差点掉到沟里。“时间就是生命,我越快到,病人获救的希望就越大一些。”路生梅说。
这家孩子患的是麻疹肺炎合并心衰,患者病情很重,路生梅就住下来,直到病情完全好转。就在路生梅治疗这个孩子将痊愈离开之际,崔家畔村的村民跑来找她,说还有其他小孩需要医治。路生梅一打听得知,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有十几个麻疹病儿!事不宜迟,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她把十几个病儿集中在一起,不到一周就治愈了所有的孩子,控制了病情。
临别时,女主人送给路生梅一双十分合脚的千层底棉布鞋。原来,在路生梅治病的这几天里,细心的女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丈量了她的脚底尺寸,专程为她做了一双千层底的棉布鞋,看着眼前这个女人为她熬夜纳鞋底满眼充斥着血色,她几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最初几年里,医院实行“半医半工”,路生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修梯田、修公路,下午收工后接着值夜班。每次下乡或是给病人做检查,往往会给她染上虱子,奇痒难忍。
“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条路是自己选的,也是自己对学校的承诺,打退堂鼓不是我的作风。”路生梅说。
